基金又沒中（為什麼五十歲才能知天命？）前兩天接到學校通知，又一個基金沒中。基金沒中總是比較丟人──當然了，丟人丟習慣了也就不覺得丟人了──大家都有拿不到基金退休乃至爬不起來尿炕的那一天，自己臉皮厚點不當回事就行了，誰有時間笑話你？不過，這個項目有點特殊。這個項目本來是限額申報的，全校只有10個名額。申報的時候就有人跟我抱怨憑什麼這個名額給我不給他，結果我又沒拿到，白白浪費了學校的名額。這就不僅是丟自己人的問題，也對學校有一些不良影響了。考慮到自己學術水平確實有限，以後不再考慮任何限額申報的項目。因為國家自然基金總不中，科學網博主xx宣布放棄政府基金的申報，只考慮和企業合作申請橫向經費，已經很久沒有申報縱向項目了。不過這位同學很有才，能力也強，靠著橫向項目依然活得很好，出了不少了不起的成果。想我自己也是連續好幾年沒拿到正經政府項目了，這段時間也經常問自己，是不是本身就沒有什麼能力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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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不是也應該放棄？放棄本身不是丟人的事情。舍得舍得，有舍有得。放棄一些東西，才能得到另一些東西。如果科研沒有潛力，早點放棄科研專注教學不是壞事；如果科研和教學都沒有能力，早點放棄學術工作的前景早點享受生活豈不美哉？當然了，想歸想，每天還是吭吭哧哧的跟學生們一起搞科研，一篇一篇的水灌著。功勞不多，苦勞不少。偶然有一兩篇文章得到同行的詢問就能高興半天，說明這些東西也不全是廢紙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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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概也就夠了。***馬上四十歲了。用孔老先生的話說，馬上要“不惑”了。但是比起“不惑”，我其實還是更希望自己能“知天命”。 關于天命，最深的記憶來自于三國演義中司馬懿對諸葛亮的評價，司馬懿說諸葛孔明“自恃才高，逆天而行”，寥寥八個字就將諸葛亮一生的浪漫主義總結的清清楚楚。不過，才高如諸葛孔明，最後也不得不來一句“知天易，逆天難”，然後掛在秋風五丈原，所以做人做事最好還是順天而為為佳。 挺希望老天能給我指點迷津，將我的天命說清楚，比如，說：“老孟，你不適合做學術”，那咱就放棄科研一心混吃混喝；或者說：“老孟，你還是有潛力，可以弄出點有趣的東西”，那咱就帶著學生們繼續吭吭哧哧的幹。比較遺憾的是，根據孔夫子的觀點，我還得十年以後才能知天命──那就有點晚了，五十多歲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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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生能改變的就不多了。所以，最好還是能早點知道天命。前幾天認真的分析了眼前的形勢，希望能夠從現狀中得到一些關于我自己天命的線索，比如看看哪篇文章有命中的可能，有什麼資源能到位，進一步帶來哪些變化等等等等。紛繁復雜的因素很多，給自己算命還是挺累的，不過最後也沒得出什麼具體結論來。 ***這兩天偶然意識到，“窺探天意”本身就是一項不小的罪，老故事裡有不少因為洩露“天機”而折壽的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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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能還是不要太多的打探自己的天命為好；另外，也開始想明白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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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謂五十知天命，大概不是說50歲才知道自己的天命如何進而能夠更明智的做決策；而是因為只有努力大半輩子之後(到50歲左右的時候) 才能明白自己的上限（即天命）在哪裡。比如，你想知道自己的天命裡到底有沒有國家自然科學基金，那就從現在開始，後面的30年每年都申請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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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後等退休的時候看結果──雖然這個方法有點笨，但應該很可靠。這個結尾似乎突然有正能量了，連我自己都有點猝不及防。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亂了國人正常的生活節奏，幸好有英明果斷的決策、齊心協力的奮鬥，舉國上下同仇敵愾，“戰疫”勝券在握！宅在家裡的這段時間，我對古人如何應對瘟疫或者說大範圍流行病產生了濃厚興趣，特意重讀了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韓毅研究員的《瘟疫來了 宋朝如何應對流行病》一書，獲益頗多，在此與大家分享。韓老師專事醫學史、疾病史的相關研究，在學術上極為勤勉，著述頗豐，一直是我敬仰的學術榜樣。幾年前，韓老師的大作《宋代瘟疫的流行與防治》由商務印書館出版，並入選“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”。80餘萬字皇皇巨著將宋朝人對瘟疫的認識和防治的特點做了系統梳理，不僅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，對于當今疾病防治和中醫藥學也有重大現實意義。韓老師是一個有情懷的人，為了更好地向大眾傳播學術研究的成果，他萌生了將科研成果“科普化”的想法，于是就誕生了這本體量適當、圖文並茂、通俗易懂、又不失學術水準的《瘟疫來了 宋朝如何應對流行病》。 政府主導、民眾輔助的疫病防治體系 歷史上無論哪個朝代都會遭遇各種瘟疫，宋朝也不例外。同時，宋朝的瘟疫又有不同于以往的新特點。比如，頻繁的戰爭導致疫病大量增加，大量禁軍駐守京城導致開封和臨安成為全國疫病高發地區，宋朝對南方的開發和拓邊使得瘴疫成為南方地區“最流行”的流行病。瘟疫的新特點以及疫病造成的大規模人口死亡和社會動蕩，對宋朝統治者提出了新要求。宋朝政府將疫災與旱災、水災、畜災一起提升為國家四大優先防治對象，將疫病救治作為維護國家政權穩定的重要標志，在“天人感性”思想影響下，將疫病問題上升為政治問題來看待。在這樣的指導思想下，宋朝逐步建立了以政府為主導、社會民眾為輔助的疫病防治體系，改變了宋朝以前應對疫病主要以社會力量為主的局面。這個新的防治體系是如何運行的呢？具體來說，中央政府層面的主要舉措包括建立醫學機構、編撰醫學方書、派遣醫學人員診治、免費發放藥物等。地方政府主要負責疫情的發現、奏報、調查和初步治療等。鄉紳、醫家、僧道等在內的社會民眾力量主要輻射官府力量難以到達的鄉村地區，通過施舍粥食、發放藥物、收留病人、掩埋屍體和祭祀亡靈等措施發揮作用。當然，地方政府和社會民眾的作用都是受到中央政府嚴厲管控的，有賞有罰，嚴防宗教化和農民起義。該書認為，這套體系順應了當時社會發展的要求，在中國傳染病防治史上具有積極作用。 蘇軾的抗疫成績 雖然說宋朝中央政府在疫病防治體系中發揮核心領導的作用，但地方政府和官員的作用也不能忽視。這些地方官不僅貫徹中央政府的詔令，更是在轄區內身體力行，通過多種形式、發揮抗疫作用。本書介紹了多位地方官的抗疫成績，包括著名的文學家蘇軾（1037-1101）。蘇軾曾在多地為官，元v四年（1089年）至元v六年（1091年）任杭州知州。蘇軾雖然在杭州的時間不長，但政績卻不俗。他曾疏浚西湖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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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修了一條長堤，也就是後來的“蘇堤”。1089年，杭州大旱，飢疫並作。蘇軾甫一上任就投入到抗疫鬥爭中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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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採取了多項果斷措施。為保證糧食供應，他向朝廷請示，詔免本路上供米三分之一，穩定米價；從朝廷得到上百個度牒（度牒是官方發放的可以出家為僧尼並享受相應待遇的憑證），換成米救濟災民；第二年春天又減價賣出常平倉的米供給杭州民眾。為救治病患，他派醫生分坊治病，用的中藥方劑是“聖散子方”。這不是蘇軾第一次使用“聖散子方”，早在元豐三年（1080年）擔任黃州（今湖北黃岡）團練副使的時候，他就用此方劑治療當地暴發的瘴疾，據他自己說“所全活者不可勝數。” “聖散子方”被收入了蘇軾與沈括合著的《蘇沈良方》。蘇軾的弟弟蘇轍在任監筠州（治今江西高安）鹽酒稅時，也曾用“聖散子方”治療當地的疫病患者。現在我們都知道，要想有效控制傳染病，就需要將病患隔離收治。宋朝人也明白這一點，因此積極採取措施隔離病人。熙寧九年（1076年），越州知州趙曾建立“病坊”專門收治當時的傳染病患。面對1089年的杭州疫情，蘇軾認為，杭州是水路交會之處，人口流動大，病患也會比其他地方多。于是他籌措資金2000貫，自己又捐了黃金50兩，建立了專門收治病患的“病坊”，還儲存了專門的錢糧作為“病坊”的日常開銷。這一隔離防病機構繼續發展，後來更名為“安樂坊”。崇寧元年（1102年），宋徽宗採納權知開封府事吳居厚的建議，下詔在諸路建立類似機構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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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于次年賜名“安濟坊”，規定“以病人輕重而異室處之，以防漸染”，而且廚舍、湯藥、飲食也都分別置辦。可以說，這是宋朝在隔離救治傳染病人方面的重大成就，與今天的“方艙醫院”有異曲同工之能。 從“信巫不信醫”到“有病視醫” 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員似乎都比較給力，那麼普通民眾對疫病的認識和反應如何呢？據韓老師研究發現，宋朝普通老百姓對瘟疫充滿了強烈的恐懼感，對疫病的認識既是多元的，也是發展變化的，但總體上看是比較落後的。宋朝的地方巫術勢力比較強大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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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部分老百姓又比較迷信，導致當時社會上廣泛存在著“信巫不信醫”或“氓疾不治，謁巫代醫”的現象。尤其是在西部地區的益州路、梓州路、夔州路、利州路，這種現象比較嚴重。即便是經濟文化比較發達的江南東路、江南西路、淮南東路、淮南西路、兩浙路和福建路，也存在著這類現象。不僅如此，還有一些民眾將疫病產生的原因歸咎于鬼神作祟。這些錯誤認識，導致大量患者耽誤治療，甚至坐以待斃。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，一方面是地方巫術和邪惡勢力的強大，更重要的一方面則是當時科學技術的不發達。不能認識到傳染病的真正起因，不重視重大傳染病的嚴重傳染性，沒有科學的衛生防護知識，不知道或者得不到治療藥物，最後要麼選擇逃跑躲避，要麼走上“邪路”，要麼就放任到底了。不過，形勢也逐漸發生變化。政府對疫病防治越來越重視，醫藥學家和地方官員加強了對醫藥知識的傳播，地方鄉紳僧道主動作為，地方巫術勢力也受到了打擊，在這種情況下，普通民眾逐漸覺醒起來。有些人終于意識到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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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“有病視醫”“有病服藥”“依方治病”；對于那些因疫病死亡的人，要及時掩埋屍體，避免瘟疫的進一步傳播。 這樣看來，是不是宋朝的“抗疫”工作就可以稱得上出色呢？恐怕也無法得出這樣的結論。據韓老師考證，宋朝境內發生了293次瘟疫，少數民族政權也發生了多次瘟疫，這些瘟疫對當時的社會產生了重要影響，單是因之死亡的人口就不可計數。在肯定宋朝取得了疫病認識和防治上的重大成就的同時，我們也要清醒地認識到，由于當時歷史條件的局限性，宋朝統治者建立的防治體系不可能充分發揮其效用，民眾的文化教育水平也不可能在短期內得到明顯改善。韓老師的書雖然只有15萬字左右，內容卻是非常地豐富。除了我上面提到的這些，該書還介紹了瘟疫對宋朝社會造成的影響、宋朝官修醫學著作對疫病的認識、宋朝政府防治軍中瘟疫的措施、宋朝醫家對瘟疫的認識和防治等。鑑古而知今，尤其是在舉國上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今天，韓老師的研究就顯得更有現實意義了。 圖書信息：韓毅，瘟疫來了 宋朝如何應對流行病，大地傳媒 中州古籍出版社，2017年11月第1版，